张恒春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任。如果说深圳要成为中国的硅谷，那么张恒春就相当于深圳硅谷的掌门人。张恒春考虑的问题却非李·萨克森尼安似标准。

李·萨克森尼安的苛刻要素由如下几个方面组成。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所形成的产业集群，大学与企业之间的密切配合，信息的传播速度，个人的创业欲望，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，自由高频的人员流动，高素质的外来移民群体等是必备的。

“深圳资源紧缺的局面尤甚于北京、上海、武汉等地，感受到的压力和挑战也更大。”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任张恒春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。

首先是土地、人才等资源极度紧缺带来的新一轮企业外迁，而后，国家加工贸易限制条例、两税合一、劳动法等宏观紧缩政策相继出台，对已经渐失政策红利的深圳形成更强大的挤压。

“我认为国家是以非常深远和细致的眼光来解决国家经济转型的问题，作为地方，要适应这种转型；同时，深圳过去对外依存度是非常高的，国内、国际很多情况叠加起来给我带来很大压力。”张恒春说。

这是中国式的“硅谷”问题，也引向了中国式的“硅谷之路”。深圳高新区的嬗变，则又凸显“硅谷中国”渐次清晰又渐次模糊的影像。

从工业区到科技孵化器

在“去工业区”的道路上，深圳有过辉煌的战绩。

1996年之前的深圳高新区，是一个多园共存的区域。1985年7月中国科学院与深圳市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——深圳科技工业园，该园在1991年3月，成为国务院认定的首批26个“国”字号的高新区之一。

此后，在一片滩涂之上，又陆续建成了一间民办的“深圳京山民间科技工业村”，一间中科院在深圳创办的“中国科技开发院”，以及主体不一的“深圳市高新技术工业村”、“国家电子工试中心”等工业园。1993年4月经国家科委确认，该些园区统称为“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”。

那时候的深圳开发区，与全国各地大建工业园的热潮一样，仅仅是一个可供加工生产的制造基地，产品从食品加工、到相对低端的三来一补，层次参差不齐。

1996年9月，鉴于开发区“一区多园”、各自为政的局面为后续开发区规划建设、产业配置、优惠政策落实带来诸多难题，经当时的国家科委批准，深圳市政府将深圳开发区内的多家工业园整合为面积为11.5平方公里的“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(以下简称深圳高新区)”，并成立“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(以下称深圳高新办)管理深圳高新区各项行政事务，由此真正拉开了建立深圳硅谷的序幕。

经过1996-2000年土地清理与基础建设工作，深圳高新区投资软硬件环境得到较大改善。

2000年以后，随着大量高新技术企业的入驻，深圳市政府与高新区此后陆续出台了系列扶持政策，例如设立科技三项经费、新技术开发推广基金，以及提供优惠地价土地等，以鼓励创新型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低成本进入园区。

2001年3月深圳出台的《高新区条例》对高新区内土地使用权限，以及相关房地产转让的受让人资格等作了约束，从而提高新区入园门槛。

“深圳市从来没有给高新区提过任何经济指标要求。”张恒春说。这是当时的很好的氛围。深圳高新区当时主要的功能在于“孵化”高技术企业，从进来的技术人员、带来一个科研成果，到独立在外置业发展，这个过程当中作为大孵化器的深圳高新区旨在营造良好的创新、创业环境。

数据或许能说明这些调整和努力的问题。在仅有11.5平方公里的深圳高新区，2007年，园区每平方公里实现工业总产值166.36亿元，工业增加值38.03亿元。其中高新产品产值达到了157.94亿元，税收7.82亿元——这些数值是全国54家国家级高新区平均值的数倍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