坦率地说，提高准备金率很多时候是一种“姿态式”的举措。这不是说，不应该提高准备金率，相反，准备金率提高是应当的。但是，提高准备金率并不具有很浓厚的“紧缩”色彩，它大多时候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资金调剂。例如，央行今年已经10次调整准备金率，估计冻结资金达到1.9万亿，再加上央票余额（央票发行减去央票到期的差值）增加了5500亿、特别国债1700亿，恰好同10个月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导致的商业银行外汇占款28000亿相持平，这意味着上调准备金率一直“无奈”地与外汇顺差相搏斗。毫无疑问，中国在11月和12月外贸肯定还是呈现出顺差趋势，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处于西方的“圣诞消费期”。西方各国对华的出口还将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。另外，12月份有大量的央票到期，以及年末的国库支付行为增多，相当数量的财政存款会转化为基础货币。显然，这种“无奈”的搏斗还将继续。

但如果央行频繁地大强度地动用存款准备金率，比如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18％（像韩国在其经济过热时期曾经将准备金率提高到22％），那么这一“累加效应”也委实可观。上调准备金率相当于“压制”银行资金的收益，让其灵活的信贷资金被“固化”成“吃微薄准备金利率”的“上存”资金，那么，通过银行体系的净利润率将受到很大影响，迫使商业银行采取“惜贷”策略。

不过，这一行为模式不具备“可置信”性，因为根据政府一贯的“父爱主义”原则，一旦银行体系流动性不足或者银行拆借利率高企，那么，央行会反向操作，大力下调准备金率来满足银行体系未来的流动性需求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具备对整个社会传递真实的宏观信号的作用。事实上，12月10日的股市也充分表达了对其的淡然，这一天上证指数大涨70.16点。这也击碎了很多疑神疑鬼的意见－－他们认为上调准备金率会打击股指。

真正控制银行信贷和经济过热的举措是加息，但加息的步伐一直被各种势力所“挟持”。据目前公布的工业品出厂价格，其同比上涨4.6％，这是一次强劲的回升。而原材料、燃料、动力购进价格上涨6.3％，增速高于10月份的4.5％，这无疑给11月份的ＣＰＩ增加了继续上攻的联想，可以推测11月份的ＣＰＩ可能高于6.5％的水平。

中国的通胀势头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，必须采取欧洲央行式的“铁腕手段”来予以控制，中国必须采取严厉的大幅度加息手段来警醒世人，而不要再采取那种“祈望通胀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回落”的自我安慰。通胀是一个“恶魔”，它产生的是一些虚假的消费、社会价值的不安定，资产的社会恶性再分配以及贫苦人群的绝望。（编辑 ：方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