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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刀锋”许小年
2011-10-24 09:32:40 来源: 南方网  暂无网友评论

“一把刀的锋刃不容易越过,所以,智者说,得救之道是困难。”

  —— 摘自毛姆小说扉页,源自古印度哲学经典《奥义书》

  桌上的餐盘一个一个地撤了下去。

  小餐厅包间里,最终只剩下记者和许小年(微博)。有一瞬间,我有如坐针毡的感觉。

  他比印象中瘦得多,总是眉头紧锁,拧成一个深深的“川”字,眼神言辞锋利得像一把刀,不由得让人联想到了某个人——虽然,把一个具有批判精神的人比喻成鲁迅,很落俗套。

  说他像刀,锋芒毕露,出手精准,直刺要害,其学界友人陈志武(微博)笑称之为:“不留余地,被他批的人,在地上都找不到一个可以躲的洞。”

  他对媒体是出了名的要求苛刻。曾在一个场合,他把十几个围着他的记者一个一个地“训”过来:“不专业,不认真,事先不好好做功课,盲目追逐热点。”一位做经济报道的女记者至今不能释怀:“他是我所见过的经济学家中,最傲慢、最没有礼貌的。”

  许小年自嘲说:“我把记者们全都得罪了。”

  他对同行亦不留一点情面。见京城某位“入仕”经济学者近年来频频为中央经济政策背书的言论,他直接批之:“斯文扫地,学界悲哀。归去来兮,自由之思想,归去来兮,独立之精神。”

  最狠且准的,是他对政府政策和体制之弊的批判,刀锋直指某些身居高位的“尸位素餐”者,让听者既觉痛快淋漓,又隐隐生出不安。他的学生、一位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上EMBA班的企业家疑惑地问记者:“许教授说的这些话,你们媒体真能写出来么?”

  他非常不买账,非常无所谓,有时非常酷,有时非常悲悯,和悲悯之下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”的绝望。

  锋利,是个性然使,也是一种启蒙策略,许小年曾说:人们的惯性思维像是一层硬壳,顽固地包裹着旧观念,愚昧地拒绝新思想,“我试图用事实和逻辑产生冲击,敲碎这层硬壳。”

  知识分子的独立、士子的家国思想和某种红色正统教育烙下的情感,在这位思想者的身上纠结。置身于这个大社会变革时代,他一样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产物。

1966年8月18日,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和革命群众在一起

  青春 幻灭——告别革命

  在母亲七十多岁的时候,许小年和老人家有过一次对话——“您年轻时在学校参加地下党,干的都是反政府的事,然后建立了一个您所认同和拥护的政府。现在我天天批评这个政府,您能接受吗?”

  “她想了一会儿,给了我一个富有哲理的回答:‘每一代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追求。’”

  “我特别感谢母亲。她从来不干涉我的研究,只为我取得的成绩而骄傲,不管结论和她毕生事业的方向相左还是一致。”

  他也曾是“根正苗红”的革命接班人。许小年的父母原籍宁波,是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的进步大学生,在读书期间双双加入中共地下党。他们的上级是乔石,时任中共地下党上海学委的负责人。

  当国民党当局觉察到这一批青年地下党员,要对他们实施抓捕之时,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地下党截获了这一情报。在组织的秘密安排下,黑名单上的七十多个青年学生从上海转移到皖南新四军解放区。许小年的父母先在金寨一带的根据地工作,待到淮海战役结束,进入合肥,许小年就出生在那里。

  他的名字“年”,取自当时父母的工作单位——青年团安徽省委。他后来曾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地下党,父亲告诉他:一是因为国民党太腐败,二是“不知道他从哪里得到的印象,说国民党不打日本人”。

  建国初期,中央政府组建机械工业部,从全国各地抽掉了一批有文化的党员干部。1957到1958年间,许小年的父母奉命调到北京,从那以后,两人在机械工业部兢兢业业地工作了近大半个世纪。退休时,父母都是局级干部。

  成长于这样的红色干部家庭,许小年从小浸润于最正统的思想中——“爱党,爱国家,爱人民,对社会负责任,对人民负责任。”无论今天他的批判看似多么无情、充满嘲讽,但字里行间总能读到一种“自上而下”的情怀与立场。他也承认,自己心底里“对这个党、对共和国,还是有一份感情在的”。

  1966年8月5日,最高领袖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一张大字报——《炮打司令部——我的一张大字报》,矛头直指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。长达十年的“文革”由此全面启动。

  十来岁的“革命小将”投身于红色革命之中。“真是全身心地投入,毛主席号召红卫兵小将砸烂旧世界,我们就去砸,破‘四旧’,批斗地富反坏右,抄过他们的家,打过人,这些事情我都干过。”

  从1966年8月起,毛泽东在天安门多次接见红卫兵。许小年没有赶上第一次,他参加了第二次——1966年8月31日,那个日子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。“远远看到毛主席的身影,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我们挥手,我们声嘶力竭地喊着万岁,在广场上跳啊、蹦啊,幸福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,真的有人流下了眼泪。我也暗自发誓,一定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传统,把他们开创的事业进行到底。非常非常单纯。”

  不久,单纯的“革命接班人”随两万知青下放到延安。眼前的贫穷,让许小年惊呆了:用“食不果腹,衣不遮体”形容,一点都不过分,老乡们破衣烂衫,一条一条的棉絮露在外面。手伸出来乌黑乌黑的,他没敢去握,一看就是很长时间没洗过。

  “这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圣地,我们从小听的歌儿,唱的是老百姓丰衣足食,安居乐业,三五九旅从30年代起就在南泥湾开荒,开出了‘陕北的好江南’,为什么三十多年过去了,老区的农民仍然这么穷?”

  很快,他自己就知道什么叫作营养不良和饥饿了。每天吃的是小米、玉米面,夏天能吃到一点儿新鲜蔬菜,从入秋到冬天就只有“老三样”:腌萝卜、腌白菜和土豆。饭菜里没有一点油腥,一年吃两回肉:春节,吃回猪肉;农村六月六,“龙抬头”,吃回羊肉。

  每天干的是撑不住的重体力活。夏收时节,有一次他背着一二百斤的麦捆到麦场脱粒,爬坡时两眼冒金星,腿肚子打转抽筋,怎么也迈不动步子。一低头,额头上的汗水滴滴答答,一条线落下,干裂的土面上泛起水波般的细浪,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儿时读的“汗滴禾下土”的场景全然再现。

  生产队长路过,看到后大声呵斥他:不会分两次背吗?!两次意味着要跑两趟,到麦场的路程遥远。等他再次回到麦场,天黑了,别人已经收工。十来岁的少年孤零零地站在那里,山下炊烟升起,许小年开始思念远方的母亲。

  每天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。夏季白昼长,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,秋天抢收农田作物还要披星戴月。霜冻之后,知青们到地里收大豆,风干了的豆荚像刀片一样锋利,双手去拔,掌中和腕上满是伤口和鲜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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