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专访“陆港房地产企业家赴台考察团”召集人刘长乐

“萧万长先生和我在海南博鳌见面时，就拜托我把考察和投资重点放在南部”

“虽然有些绿营县市长迫于压力没有出现，其实也派出了非常得力的助手接洽”

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任韧发自香港 这次“大陆地产考察团”成员名单中，有一个我们熟悉的名字——刘长乐。作为考察团的召集人，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在从台湾回到香港的第二天上午，就接受了《国际先驱导报》的独家专访，解密这次组织首个“大陆赴台地产考察团”的台前幕后。

“团员都是我的好朋友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我们注意到你这次台湾之行有两个身份——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和中城乐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。媒体人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，和你促成“陆港房地产企业家赴台考察团”实际成行有什么关系吗？在筹备过程中有哪些曲折？

刘长乐：很多人包括台湾一些媒体，都猜测为什么由我来召集这个团？其实这些团员和我都是很好的朋友，他们一直很想去台湾探寻商机。但除我之外，所有老总在台湾都没有分公司。凤凰台湾分公司在当地有着很好的影响力和行动力，因此承担起了接应工作。

我个人的双重身份，实际上既站在朋友的角度召集活动，又借助媒体人的便利尽到地主之谊，完全不是有些台湾媒体提出的“背景说”或“阴谋论”。我特别想澄清的是，前期办理入台证件的时候，台湾“陆委会”采取了非常配合的态度，有些操作甚至一反常规的快。可以看出台湾“朝野”两党在对考察团提供方便上已有共识，而并非有些媒体所说，“陆委会”和台湾当局在人事问题上作难。

“垦丁可成第二个三亚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 考察团台湾之行由北到南一路参访，这样的行程安排有什么考虑？

刘长乐：按照最初的安排，我们应该从高雄小岗机场入境，但因为要和星云大师的行程配合，最后调整成21日在台北桃园机场入境，从高雄离开。现在看来，这样安排还是有些遗憾。如果从南部入境，在外界杂音尚未出现之前，和南部县市首长见面的可能就会很大，他们受到媒体的压力和党内的压力也不会存在。

我们其实对南部更加重视。萧万长先生和我在海南博鳌见面时，就拜托我把考察和投资重点放在南部。现在台北高档住宅的价格已经五倍于高雄，高雄有些普通住宅价格甚至比厦门还低，从高雄的人均GDP和物价指数来看，这很不合理。因此他完全不是出于选情或者意识形态的考虑，而是从一个专业财经人士角度给我们提出建议。

另一个原因，我们团中的大部分人都在海南岛有投资。台湾南部尤其是垦丁气候跟海南岛相似，加上大鹏湾完全是一片处女地，如果政治气候和投资环境合适，完全有机会成为第二个三亚。因此对南部开发是大家的热切期望。

“炒楼在香港是师奶才做的事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考察团的成员都可以称得上是商界领袖，总计5000亿元新台币的身价对台湾来说，也是名副其实的“贵客”。你们考察的重点是什么？

刘长乐：有些媒体报道把我们降格成“炒楼团”，要知道“炒楼”在香港是师奶才做的事，这完全曲解了我们的原意。住宅开发不是我们考察重点，原因很简单：台湾住宅开发的规模太小，而且早就有人在做。我们的重点在于有可能出现的新型商机所牵动的房地产业，包括观光业、酒店和办公楼。

比如观光方面，台湾现在有2700家旅行社，其中具有综合性开发功能的只有86家，这还是建立在去年370万观光客的规模上，如果将来有500万甚至1000万观光客来台，按照现在的接待能力完全无法胜任。

在办公楼方面，如果两岸实现“三通”，起码航空公司要设办事处，加上开放陆资和旅游业，你说有多少新注册公司会出现？包括大陆投资商、海外投资商，还有台商回流带来的对商用办公楼的需求，你说会产生多大的经济效应？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大陆房地产业的“拐点”，大陆房地产市场不如以前那么好做了。这是否也是考察团赴台寻找更大市场和更多投资机会的原因呢？

刘长乐：这种猜测是对的。一方面大陆宏观调控在加强，在外资准入以及内地投资房地产业方面的限制也越来越多；另一方面，这些地产商投资扩张的热情都很高。比如我们团队中的李思廉、冯伦和胡葆森三人刚刚从美国考察回来，陈卓贤也刚从印度和越南考察回来。

台湾对他们来说，虽然房地产投资规模较小，但文化认同比印度、越南和美国都要好。李思廉还说，“如果我投资台湾，一定是长期的，一定是友好的”。他们对台湾的初步投资设想，是要把酒店业做成一条珍珠线，从台北开始有一个，然后桃园一个，台东、高雄或垦丁各一个。这样的一条酒店连锁的珍珠线，对吸引大陆游客、振兴台湾观光业相当有利。

“规划要等5月20日之后才能展开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 你认为台湾房地产的投资环境是否已经成熟了？如果没有，投资环境成熟的时机会在什么时候出现？

刘长乐：目前从政策角度并不清晰，外来资金的投资行为只局限于小型酒店业和小型商用房地产开发，而且还有种种清规戒律，所有规划都要等待5月20日之后才能展开。当然马英九上任并不意味着所有政策都会马上明晰，但“520”注定将成为一个里程碑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 考察团初步决定先斥资新台币3000万元成立基金会，并计划在台湾筹设文化会馆，从促进两岸文化交流着手，这透露出什么讯息？

刘长乐：这是因为投资者们对台湾以中华文化为主流的认同。台湾文化是离中华文化最近、特征最明显、烙印最深的文化。比如台湾曾经是华语流行音乐中心，但现在这个中心在北京；台湾华语文化出版业是华人世界中最强的，但市场一直被政策禁锢。这都相当可惜。对大陆观光客来说，来台湾看什么？总不能每次都去看九族文化村和原住民风情吧？

其实台湾有很深的文化资源，钱穆、林语堂、张大千、于右任还有胡适之，这些名人故居和故园都非常值得一去，当然还包括“活化石”李敖。台湾过去因为推行“去中国化”，刻意忽略这些文化资源，更让人遗憾。从企业家的角度看，在台湾投资政策还不明朗下，公司前期论证、规划的投资行为都无法展开，但是文化方面却可以立刻着手去做。这也体现了我们的诚意和加强两岸交流的导向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 你认为当前两岸经贸交流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是什么？

刘长乐：实现两岸“三通”是当务之急，然后是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。开放陆资落地可以不那么着急，过于仓促容易产生问题，另外台湾民众适应也需要时间。

“对杂音一定要有心理准备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 我们再来谈您的另一个身份。从“媒体人”的角度，您对台湾媒体大阵仗全程跟踪报道考察团行程的表现怎么看？

刘长乐：按赵少康和陈文茜的说法，台湾媒体报道是空前的。我们在台北落地时，所有电子媒体都到了。考察团参访佛光山时，现场转播车甚至超过了马英九和谢长廷拜访时的数目。我想原因很简单：这次“胡萧会”之后，萧万长在博鳌讲“融冰之旅”，我们就是第一个“融冰化雨”的团。

如此大规模的报道，实际上反映了台湾媒体非常大的“期盼”，这并不是说台湾没钱了。为什么这么“疯狂”？“憋”得太久了：台商到大陆去了100多万，到现在为止，大陆不管什么“资”，到台湾的基本是零。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和失衡，且不谈两岸交流，即使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大的不和谐。因此媒体的热情，也可以理解为一种“蓄势待发”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岛内媒体最关注的是哪些方面？

刘长乐：其实随着时间推移，媒体关注的焦点也在变化。刚开始大家关注我们对台湾的观感和有兴趣的投资对象；当一些媒体出现杂音和有些绿营县市长迫于压力没有出现时，媒体更关注我们的反应。但临走时，大家的焦点还是在我们的投资计划，比如什么时候来投资，在那些领域投资等。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岛内媒体传出“炒楼”、“吸金”的负面报道，这样的声音也许在将来两岸交流的具体活动中还会出现。你对未来准备赴台考察投资的企业家有什么建议？

刘长乐：不同的声音是岛内多元文化的反映，对此一定要有心理准备。另外，也要适应来自媒体的放大镜检验。

台湾媒体竞争非常激烈，100多家媒体采写同一条新闻，都想写独家。比如我们招待蒋友柏吃饭，离席之后就有媒体冲到房间里拍，想从残席中看出我们吃过什么。严格来讲，这可能已经涉嫌侵犯隐私了。甚至还有媒体编造新闻，读这种像小说一样的新闻，我们有的团员很气愤，认为是对他们善意的曲解。

“官方层面的礼遇空前”

《国际先驱导报》： 除了媒体之外，台湾官方对你们的欢迎程度也是空前的，能不能介绍一下相关细节？

刘长乐：我们是近年第一个到台湾的投资团。记得岛内有家媒体的评论说，曾几何时，不管真正有实力的台商还是“皮包商”去大陆，内地官员都会倾巢而动，给予最高规格接待。由于大陆改革开放30年的成功，出现了一大批极具经济实力的企业家。当他们踏上这块眷恋已久的宝岛时，遇到的空前欢迎场面，让很多过来人似曾相识。有人说，三十年风水轮流转，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落差。但这不能说大陆人要多自豪多得意，恰恰说明大陆要珍惜，珍惜改革开放来之不易的成就，也要珍惜两岸开放这个非常难得的契机。

另外说句老实话，出现一些媒体的杂音，说明我们还是要“披荆斩棘”。官方层面的礼遇确实也是空前的，包括在南部，虽然有些绿营县市长迫于压力没有出现，其实也派出了非常得力的助手接洽。台中市长胡志强则是所有接待官员中最细致的，台中的文化品位和城市活力也非常特殊，让人印象深刻。至于和官员的沟通上，由于两岸文化非常接近，跟台湾官员说话，就像跟东莞市长或者上海市委书记在聊天，不会有任何陌生感，完全不用担心。

另外让考察团意外的是来自民间的欢迎。我们一路没有遇到任何示威者，也没有看到来自民间的反对标语或横幅。从北到南，民众都非常热情，这其实反映了现在的主流民意。（编辑：方方）